三、扫描影响人口疏散建设思维的“三变”

　　一是疏散原因的变化。二战以前，疏散是防范空袭的直接伤害，因为空袭是造成人员伤亡的最大原因，而现代战争，造成人员死亡的首要原因是城市生命线系统瘫痪，城市不能正常运转导致居民无法生存。
城市作为社会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，众多的重点目标，是敌重点打击的对象。而且城市作战持续时间长，物资消耗多，补给量大，对后勤保障是巨大的挑战，能否保障城市大量人口的生活必须品供应，稳定民心，也是城市防卫战役胜负的重要因素。所以，现代疏散的主要原因已经不是空袭本身，而是两个与以往完全不同的因素。一是战争导致城市生命线被毁，城市基础设施无法保障高密度、大数量城市人口的生存，必须疏散。二是突发应急情况、自然灾害导致区域性灾难，必须组织人口疏散。
　　二是疏散运输结构的变化。以前疏散运输力量是以公交系统为主，而将来的疏散主力将被私有交通工具取代，有组织有计划的统一行动优势将丧失。私人交通工具的大量使用很可能导致疏散指挥失灵，尤其在紧急情况下，强烈的逃生欲望会把强大的个人逃生能力变为有序疏散的巨大阻力，造成严重的交通拥堵，使整体疏散效率急转直下。
　　据公安部透露，截至2008年３月底，全国机动车保有量为1.48亿辆。其中，汽车5180万辆，摩托车8200万辆。全国机动车驾驶人共有1.53亿人。私人机动车持续快速增长。全国私人机动车保有量为1.127亿辆，其中，私人汽车3100万辆（私人轿车约1247.7万辆）。
到2020年，我国汽车总需求量为2074万辆，汽车总保有量将达到15683万辆，家庭汽车拥有率达0.8辆／户以上，基本上实现一家一车。
　　无论私家车占有率给组织疏散带来多大困难，但其成为疏散主力是不可避免的。所以必须优化疏散运输结构，以更有效的组织保障来解决疏散运输困难，变结构劣势为运输优势。
　　三是疏散思路的变化。从二战以来的大规模疏散开始，疏散指导思想随着国际社会和军事变革不断变化。主要经历了核战威胁背景的大规模人口和工业疏散、世界大战背景的大比例城市人口疏散、局部战争背景的重点城市疏散、高科技战争条件下的部分人口疏散和适度疏散，以及不疏散思想。笔者认为，指导思想应该回归到较大规模的人口疏散，具体疏散比例取决于对战争破坏力预期和城市的人防工程掩蔽能力。因为疏散成本远低于掩蔽成本。美国也认为疏散城市工业和人口，限制城市规模，是减少城市空袭损失的重要办法。据美国对700万人的疏散方案与掩蔽方案的分析，疏散方案仅用掩蔽方案所需费用的四分之一，就能取得与掩蔽方案相同的人口保存率。20世纪70年代末，美国就开始执行以疏散人口为主的七年民防计划，耗资42亿美元用于城市人口疏散的准备。奉行中立政策的瑞典、瑞士，也十分重视城市人口的疏散，准备在紧急情况下，将城市50%左右的居民疏散到郊外。前苏联，在总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教训后，制定了一整套的防护措施，其中对城市人口疏散尤为重视，将疏散比例定至高达90%左右。
　　综合分析得知，若有核战争征候出现，留城人员应全部进入具有核防护等级的人防工事，而我国目前重点城市的防核工事最多能保证40%人口掩蔽。在高技术战争的精确打击下，城市赖以生存的水、电、油、气、粮必毁无异，大中城市的资源补给，最多能维持40%人口的供给水平，所以未来的防空袭人口疏散比例应该在60%以上。而平时重大自然灾害的人口疏散，将不按比例设定，而应根据灾害预测决定，一般情况下，应做好全城疏散准备。